，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阴茎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阴茎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阴茎、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第一次裁员——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因此故意避开这一天。四日仅仅宣布了有关总厅的裁员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总司令部的民用运输局却命令我们在七月三日以前执行。领导这个部门的官员名叫沙格农，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堂吉诃德。这个沙格农对于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大为不满。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挂着手枪，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下山公馆，谩骂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国一家小小的铁道公司担任科长级的职务，对铁道其实并不怎么在行。一到日本，竟当上了民用运输局局长。他还说日本的铁道就是‘麦依·瑞欧若德’（英语的译音，意思是“我的铁道”——译者注）。瞧他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日本的国营铁道看作他私人经营的铁道。他就以这样一种心情来发号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长了一些，但是从加贺山的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势。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简称。这是日本工会运动中的右翼组织。——译者注）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