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