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条，朕可就做不到。你看朕落难得时候，明知道外面的百姓在受苦，朕也不闻不问，董卓实力强大地时候，朕也是一次次容忍。所以朕也不配称一个君子。”

管宁道：“圣上虽然自称不配做君子，但在我们这些书生眼中，圣上是圣人啊，历来各朝代的君王哪有如此重视书生的。只不过教课授业，研究学术，专研理工，每年却可以得到数百万钱的年俸，不过管那些俗事，也不用和小人争斗，臣等被世人称为君子，其实若无圣上，我等如何来做这个君子啊！”刘协心中其实也清楚这些学子为何不和自己争斗，处处配合自己新政。每年那么多年俸洒下去，让他们可以安心从事学术和理工问题，专门培育良才，即能够通过御府上言参与政事，却又不和政治家们争权夺利，安心于教，沉心于各自专业内。

他和管宁说道：“朕已经将儒学的未来划出来，大国民地定义仍然维持儒学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之说，不过要有些变动。所谓忠，不仅包括忠于大汉帝国，忠于大汉皇帝，要以大汉帝国为荣，还要包括敬业乐业；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但不得再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没有经过理性思考的话，能否生育很多不是自我能够决定，难道这就能说他不孝吗？仁与爱不仅包括妻妾子女。还包括爱己，要有自尊，甚至是爱护自然的一草一木，仁也不是帝王必须必备的品质，不要用这个来要求皇帝，实际上儒学根本不要涉及对皇帝地约束。这种约束由法学来承担。法学会要求帝王公正严明、勤政德内，甚至要求皇帝也要知法守法；礼和义。不仅包括尊敬别人、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还包括守法，要敢于仗义，维护社会公德，敢于见义勇为；廉就是为官的德行，是官员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朝廷的官员树立为大汉帝国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富国强民做贡献。”

“当然，君子之说也不用废弃，八德是儒学的魂，君子学说就是儒学的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坚持道的正统性，明白法地正确性，人是存在向利性的，这些只能作为学子的一种深层次要求，不能过于拔高，更不能将它视为儒学的全部，朕提议啊，对这八条进行正确的考证，现在外面邴原派和钟派，包括你的管派对它们都有不同的理解，朕认为呢，格物首先说的是认识、研究、了解万事万物，是对外界事物的考察，致知是因而得出相应地真理和道，诚意这个问题上你们都是统一的，正心的争论太多，朕认为改成理性比较合适，不要总是谈心定之学，要谈理性思维思辨，罗马的学者不是提倡分析学和逻辑学吗，这就是理性的根基，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争论，是朕和儒学之间的争论，到底家在前还是国在前，要考虑清楚，儒学以为有家才有国，朕的《治国论》说的很清楚，有国才有民，有民才有家，国为大，民次之，家最末，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改成强国、富民、荣家尤其这个荣家要注释清楚，荣耀家世，不是要贪污腐败，让家世中人都沾光，而是让家世成为一个清白有荣耀光辉的家世。”

管宁沉思良久，默念道：“格物、致知、诚意、理性、修身、强国、富民、荣家！”

刘协颔首道：“对，这就新君子学说地八条，不仅儒学要改，法学也在改动，配合《治国论》和《新道德经》，道家、儒学和法学都在改动，这三门是大汉的基本学科，必须统一，法学相对应的会强调一个三体同心的思想，即国民、朝廷和皇帝都是为了帝国而服务的思想，皇帝是大汉帝国的象征，但不是朝廷地象征，天下治理地不好，那是中央治略府的错，不是皇帝地错误，治理的不好，皇帝就有权利更换中央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职责是争取和保卫帝国的权益，就是统领中央治略府、中央统帅府和国民去征战，得到更多地权益，去守卫边疆，保卫现有的帝国权益。同时，法学将和《治国论》一起强调国民先忠于大汉帝国，其次忠于大汉皇帝，因为有大汉帝国才能有大汉皇帝，如果皇帝不对，那就要在皇位继承人中选择更优秀的人担任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