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听后微微一笑，继续说：“国朝初立直到现在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衰落荒废地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现在无论是先生还是司君实和圣上都是倾向于借鉴唐代的官制制度来重设三省，在这上学生也是以为然的。”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更是把参知政事的地位又提了一块──参知政事可政事堂商议国事，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是宋代统治者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地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对宰相的牵制，便提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

这样设置固然是有当年赵匡胤地打下了自己所经历五代时期的烙印，拼命加皇权使之自己的孙能够享受江山，就如同当年赵匡胤煞费苦心的撤掉宰相们的凳一样，他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这样极大的威胁到了他的统治。

皇家这么煞费苦心的建立起现在的一官制系毫无疑问是为了他们家族江山稳固，不过殊不知权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险──他们想坐这个位置来独享大权，还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着同样的梦，所谓“不胜寒”一直以来都是王静辉自我警醒的名言。

王安石在听过王静辉对撤销三司重建三省六的建议后笑着说：“驸之意甚合吾心！至于三省改革则是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右仆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家圣贤书成长起来的，尽后来王安石有着非常明显的法家倾向，不过这并不能够扭转他最初的信仰，之多是有些怀疑罢了。

皇权和相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问题也是王静辉所考虑地──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长治久安。还能够创造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统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能够保持稳固的却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对比。在目前来看皇权明显是于相权地，但依照新的改革制神，三省这样层次的制变动过后。相权表面上增加了，但为相者地数量也同样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个心思，否则还不是皇权的对手。

宋朝从立国到现在在宰相制度上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