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待就是１0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１0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等闲难得。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士，就“风得意蹄疾，一日看遍长安”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但是，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洋洋自得之，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适之先生在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行过系统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

在此后的３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行的名人架、教授架。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经常如坐风中。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席，并用英文致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纳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天空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一步，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激与温并在，担心与怜奔涌。我真不知是置何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