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５0年前的事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５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chun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han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gong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han笑辞友朋。”我哪里知dao，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han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dao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chu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dao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待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mei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chun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chao汹涌，如惊涛骇狼，yan泪自然liuchu。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dao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待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bu《二十四史》，不知从何chu1说起了。

积８0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ju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qiang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gan。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dao、受业、解惑也。”gen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dao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jin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６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zhong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zhong下了研究梵文和ba利文的zhong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gen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gen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chu1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yu狂。“踏破铁鞋无觅chu1，得来全不费工夫。”难dao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２0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zhong外语早已sai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sai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dao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