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证

我在上面叙述中，甚至在“总结”的“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中，都谈到了考证，但仍然觉得意犹未竟，现在再补充谈一谈“我的考证”

考证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它捧到天上去，无此必要；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也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清代的那一些考据大师，穷毕生之力，从事考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chu1；好多古书，原来我们读不懂，或者自认为读懂而实未懂，通过他们对音训词句的考据，我们能读懂了。这难dao说不是极大的贡献吗？即使不是考据专家，凡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有时候会引证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真伪迟早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工作。这些几乎近于常识的事情，不言自喻。因此，我才说，考证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且考证之学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是有的。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焉能分什么国内国外？

至于考证的工拙jing1cu，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ma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ying，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jian忍不ba、锲而不舍的jing1神，然后得chu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dao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下一节再谈。

在考证方面，在现代中外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在德国的太老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üｄｅｒｓ，一位是我在中国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们两位确有共同的特点。他们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的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shen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chun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he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chu关键，也就是结论；简直如“石破天惊逗秋雨”匪夷所思，然而又铁证如山。此时我简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饮冰，凉沁心肺，mao发直竖，不由得你不五ti投地。

上述两位先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考证中都han有“义理”我在这里使用“义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义理”而是通过考证得chu规律xing的东西，得chu在考证之外的某一zhong结论。比如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üｄｅｒｓ通过考证得chu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时，印度方言林立，其中东bu有一zhong古代半mo揭陀语，有一bu用这zhong方言纂成的所谓“原始佛典”（Ｕｒｋａｎｏｎ），当然不可能是一bu完整的大藏经，颇有点类似中国的《论语》。这本来是常识一类的事实。然而当今反对这个假说的人，一定把Ｕｒｋａｎｏｎ理解为“完整的大藏经”真正是不可思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文章，除了准确地考证史实之外，都有近似“义理”的内涵。他特别重视民族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要郑重声明，我绝不是抹杀为考证而考证的功绩。钱大昕考chu中国古无轻chun音，并没有什么“义理”在内；但却是不刊之论，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chu不少来，足证为考证而考证也是有其用chu1的、不可轻视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比如，我考证chu汉文的“佛”字是ｐｕｔ，ｂｕｔ的音译；gen据这一个貌似微末的事实，我就提chu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我自认是平生得意之作。

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