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吴仁宝用一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版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对全国乡村最规格的报。可是，在江苏省和江一带，华西被嘲讽为“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企业的胚胎。

我们把视野放得辽阔一便不难现，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其实并不孤独。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的村党支书记也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大邱庄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谁也不会料到十年后这里竟会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地冒了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的“双星座”，但是他们的起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o年之后的话题了。

这样的报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光的数据，它曾经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江人据此写了一很长的赞诗，其中有“仁宝同志江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焉”之句。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调2o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正是割资本主义尾的时候呢。”后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也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o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oo万元，银行存款1oo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o。2元，整个江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作品布局、秋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