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边有矛盾：既然蝗虫是玉皇大帝养的家虫，那刘猛灭虫不是要遭天谴吗？怎么还给他加官晋爵呢？这事说不清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还是说蝗虫的事。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我们村子后边是一条胶河，村子前边有一条顺溪河，蝗虫们要迁移，必须越过这两条河流。大雨过后，河里又有了半人深的水。蝗虫们当时都有三厘米左右长，脑袋硕大，背上背着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在既笨又丑的跳蝻阶段。让我们听听它们是怎样越过河流。

据说，那天，村里人都站在河堤上，观看蝗虫过河。人们先是听到田野里响起了低沉的嘈杂声，然后便看到田野里抽搐起来。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着蝗虫的浊狼。蝗虫结成狼，一狼接一狼，涌到河边来。小孩子们生怕大人看不到似地大叫着：来了来了，蚂蚱神来了！这时，河里是滚滚的流水，蓝色水；河外是蝗虫的狼涌，红色狼。大人们面色如土，痴呆呆地看着那蝗虫的长狼追逐着涌上河堤。飒萨洒撒，沙煞嗄唼…一批接着一批，一列跟着一列，几千几万匹压着几千几万匹，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蝗虫吃土，吃掉一条河堤也不算难事。

目睹了蝗虫过河情景的老人们补充说：蝗虫们互相搂抱着，数不清的嘴巴里往外喷吐着墨绿色的汁液，濡染着数不清的蝗虫兄弟。数不清的蝗虫肢体相互磨擦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在河堤上看热闹的人都吓破了胆，想逃跑，但是腿脚酥软，挪不动脚步。

话说那蝗虫的长龙在河堤上停顿了一会，好像整顿队伍一样。龙体眼见着就收缩，变得坚硬、紧密，像一根根粗大松木，轰隆隆地响着，滚到河里去了。河中顿时水花四溅，河面上远远近近都响起了水面被龙砸破的声音。时当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趁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

蝗虫们在河水中翻滚着，犹如一条条长龙。原本如蓝缎子似的河水此时变得千疮百孔。满河色彩，浊狼腾起，一片欢腾。

它们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迸裂，分散成千千万万的个体，顿时改变了对岸河堤的颜色。

最终，它们消失在对岸的茫茫原野里。众人长吁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感到怅然若失。

当天下午，爷爷便到地里去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