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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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