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我和妻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店员先鞠了个躬，接着又搓搓双手，如今这些礼遇性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们却固守成习。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结果，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之类的酒吧、歌舞厅和高级妓院，纷纷重新开张。[1]有个虽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为了富有阶层的利益改变商品供给的方式，烟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大多数吸烟者来说，烟草短缺得令人绝望，街头甚至出售用碎甘草根代替烟草的所谓烟卷。我也曾经被迫吸过（许多人都曾吸过）。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所有烟草是那儿种植的。结果，政府放只有战前库存的一些烟草。这些存货又是那么少，以至于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在排了几个小时长队以后，如果你还算幸运的话，也许能够买到只有3/4盎司重的一小袋烟草。原则上，政府是禁止从国外进口烟草的，因为这意味着耗费购买军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但实际上，仍有大批非常昂贵的外国香烟被走私入境。“红好彩”等牌子的香烟，成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你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公开买到香烟，即使街头店铺也很少遮遮掩掩，只要你肯花十个比塞塔（相当于一个民兵一天的薪金），就可以买上一包。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可能属于例外。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但是，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除了偶尔的空袭外，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在马德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