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放下茶缸，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这是王书记给你的，锦囊妙计全在这儿了。你好好想想，‘四清’那阵子，不是王书记，你不划成三类干部才怪。王书记待你可不薄呀。”

“呸！”他在心里暗暗骂了声娘。

实际上“四清”那阵子，县上的王一虎怕他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未必不想搞他一点材料，敲打他一两下子，曾经领着社教工作队到魏家桥大队来过两趟，这帮人一来就疑神疑鬼，风声鹤唳，好像到处都有“马小辫”拿着匕首躲在门后头，贫下中农家也不敢住，全挤在独眼郝三留下的两间破土坯房里。庄子上的社员都骂道：“让这些家伙冻得狗啃绳去！咱们里面谁要说天贵一句坏话，以后就别想在这大队呆！”吓得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也不敢去告密。十几个工作队员拿着记录本，东溜溜，西窜窜。“背靠背”——这是“四清”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儿——开了无数次小会，竟没有抓住他一点可疑的材料。附近社队干部全倒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宝贝。其实，他们魏家桥大队的“黑田”就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群众是铜墙铁壁”许多倒下去的干部并不是拍上面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而是得罪了群众；倒霉的人必有他可恶之处，幸运儿自有幸运的道理…

信封里装着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信纸，他只能认铅印的或打印的仿宋字，书写体的信他连一半也读不下来。他又把信纸塞进信封，往政治干事面前一扔。

“我不看。你说吧。”

政治干事无可奈何地看看他，想了想，又对他谅解地一笑，把信装回口袋。

“咳，是这样的：他们夺权，实际上是反革命行动，跟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不一样。你原来欠考虑，站错了队，可反戈一击有功哇。我告诉你一个绝密：他们夺了权以后，内部又分出了一派，叫‘红革造’，清一色是革命干部、红五类，没有那些嘎尔马什的狗崽子。其实，那就是保咱省委、贺书记跟王书记的，‘红革造’决定在星期天——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反夺权，也不要你使多大劲，你就在你附近公社、大队凑上二百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农民赤卫队’的旗号，那天到县上去一冲，这就证明咱们反夺权有贫下中农的支持了…”

骤然，一种领袖欲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汁液，像针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血管。他如同喝醉酒似的又飘然又兴奋。在那天批斗贺立德的大会上，他就曾这样想：啥“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要叫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庄户人来编词儿，还比你们强哩！可是这些人居然也能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既然把世界翻个个儿是这么容易，我魏天贵为啥不能试试呢，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在那时候就滋生了一种想去与“造反派”拼搏一下的勇气。现在，正如政治干事鼓动他的：“历史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了。”他捋捋袖管，决定干它一番。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本公社的其它大队和罗渠公社的几个大队去纠集人。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尤小舟的话：“要保护好自己的乡亲。”他跟那些还没倒下去的社队干部多说了一百，谎称王一虎要的是三百，他自己大队出一百，其余的二百要由别的大队出。果然，他成了反面人物以后，号召力倒更大了，下午，各大队就派人把认的人数给他报了来。愿意支持他反夺权的人十分踊跃，竟上了千。

他从一千多人里挑出二百个精壮小尕子，魏家桥大队单枪匹马仅出了他一个。四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率领二百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县城开拔了。

“喂，听着，”他骑在大青骡子上，挥舞着民兵练武用的红缨枪，向魏家桥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发表告别演说“小麦要淌头水了。渠要清好，化肥要撒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一寸还不行，得长一尺！要不，现在全国都在武斗，国家就没粮啦！”

“你放心走吧，队上有咱们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