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看我，再没有说什么，袖着手，稍往后仰了一，侧靠在炉台上打开了瞌睡。

我想朝他喊：缨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沉默不语。

“哪达儿去？准跑内蒙了。山下，他还有个姑妈在那达儿，保准他跑去过年了。”

我暗暗一惊。他不派人往那去山下的羊上追，看来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泪，虽然他并不是伤心，可是好像一副伤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来，拴得住他的，拴不住他的心。那驴日的，我知，没个好女，没个家，他哪达儿都呆不长。今天把他抓回来，明天他还得跑。长在他上，谁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们队上呆着，是有想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怀疑他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局促地翻动着烧得焦黄的稗面馍馍。

火炉边上，脸映得通红。脸上的肤松弛下来，火光照着他满面的皱纹，这是常年在外劳动的痕迹。他一定害着严重的沙，睛里不断淌浑浊的泪。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外表年轻得多，但这时，他整个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时一样，显了老人那特有的宽容的神情。我很受动，并且也因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劳动，差要告诉他海喜喜就在山下他姑妈家里，去把他找回来吧。但又一想，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失信于海喜喜的好。我问：“你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他没有跟我说大理，同时谨慎地避开我特别的、错误、份这些问题，还把在我这时看来是非常机密的党内消息告诉给我。他的语气非常温和，我很久没有听过一个党员用这语气跟我说话了。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通①指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有７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红的炉火照着他疲乏的、早衰的脸，使他的面显现一父辈般的慈祥。一个人不论如何俗，没有文化，只要他有真挚的情，能达事理，他自然而然就会显得大和庄严。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在烘烘的火炉旁，在一般的小屋中，我与他之间的隔，被他的抚和关切之情化了，我的泪止不住地眶，在通红通红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鲜红的血滴在炉台上。

“你别嫌弃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些女在年轻的时候都上过当哩，后来正正经经嫁了人，都是好样的。你也别听啥‘国饭店’的话，我知，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们俩倒是合适，你劳动好，年龄也相当。她还能给你生娃娃。以后，就在农场里拉扯着过吧。两个人过日总比一个人过日轻省。这饥荒看就快过去了，日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听说，就在这个月，中央在北京要开啥大会哩①，前几年的政策看来要变一变。日好了，在哪达儿过不一样呀？非得像你们组那几个一样，跑回城里去？…说实话，啥都是一辈，过去的事，就拉倒吧！”

雪大概停了，听不到外面的沙沙声。世界一下陷了一张的沉默，炉膛里劣质煤的哔剥声更增添了不安的气氛。“哎，”他忽然侧过脸跟我说：“小章，说真的，你跟缨结婚吧。”这是我今晚上听到的第二次建议，而且自两个人的嘴里。我明白他是怎样从海喜喜上联想到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缨是个能的女。”他说“有时候和男人胡调哩，可那有啥？一个女领着个娃娃，一个月十八块钱，又碰上这个饥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们结了婚，她就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