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众所周知，在中国，好像是“阶级矛盾”上升了，不但尖锐而且激烈，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更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世界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我以为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荒谬，却也使中国普通老百姓受了一次广泛而刻的世界人民一化的教育，中国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狭隘，把“非我族类”视为非人异类，即使是带有极左彩的国际主义，也大大消除了中国老百姓一贯怀有的盲目排外情绪；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观念的变化奠定了今日开放和与世界各国正常的基础。KK我当然不再简单地把日本人和血与糖联系在一起了，更没有一敌对情绪。平反后，随着我的小说被

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日本军队也就加了侵略步伐，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大日本皇军”兵临南京城下，我们举家成为“难民”逃往四川。今日想来，其惨状肯定比“波黑战争”中的难民有过之而无不及（“波黑战争”的难民还有国际救济）。我母亲后来回忆说，在从南京逃往祖籍安徽途中一个下大雪的夜晚，我在她老人家背上哭闹个不停，待逃到安全地方歇下来，才发现我脚上的鞋袜都掉了，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焐。我不能说这个病绝对是日本人给我造成的，也许有其它原因，但谁叫日本人曾着我非逃难不可呢？如不逃难，今天很可能我就是那三十万烈士中的一个而享受祭奠了。在找不到其它原因的情况下，每晚脚冷得睡不着时，我不想日本人想谁？

我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生于南京，可以说我一生就领教了日本人的招数。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官，住宅很大，就在那时的“国民政府外”后面──湖北路狮桥，祖父给它取名“梅溪山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座园林。我呱呱落地的第四天发生“西安事变”

大超过往年。日本政府大概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东方人，有大致相同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这葫芦里的药只能骗骗“老外”骗中国人真可谓班门斧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家人回到南京老宅，已经从婴儿长成为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不可能去前线，而即使在重庆，也可说是日本人的炸弹燃烧弹伴随着我成长的：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也亲见识过“大隧惨案”我想这也应谢日本军国主义，它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培养成无畏的格。对老宅我毫无印象，但据长辈说园已面目全非。小时喜玩耍，老宅的园比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大得多，足够我自由驰骋，而我所见的已是满目荒凉，破落不堪。名曰“梅溪山庄”其实既无梅也无溪了，假山倾圯，杂草丛生，宅院里所有的房门全改成日本式的纸糊拉门，地板上铺着“塌塌米”邻居告诉长辈说，我家曾被日本军队当过“宪兵司令”此说确实与否存疑。不过有一次我曾玩到一个地下室，确实看见过墙上有血迹，森的地下室里摆着几张莫明其妙的长板凳，屋上吊著铁链，少不更事的我觉到有恐怖兮兮的，后来我再没去那里玩耍。大了才知，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吧，这也应该谢日本人绘我的知识。KK老宅院落里还有一间大房，说是日本人原先的仓库。我去玩的时候，里面还存放着成堆成堆的白糖，一袋袋横七竖八地摞着，已经变质，的跟岩石一样。留在南京的邻居告诉我，日本人吃甜，煮也要放糖（？），他们到搜刮糖，所以仓库里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糖带不走。大了，知吃甜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习惯，邻居逗我玩罢了。可是，虽然我小时没见过一个日本人，却对日本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一，和血与恐怖有关；二，吃甜的。不知怎么，这印象在我脑海里可说固。如今我当然不能说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仅此而已。可是细细捉摸起来，这印象好似真有象征意味哩：鲜血与白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