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经历和受写的是‘政治读’，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牵动着读者的每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锐，有一定的超前。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没落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1994。12。11。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的全过程，柏拉图的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现了某个历史阶段。

然而，不但我几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文学。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作当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到了文学的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文学”变成了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