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