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儿去找工作。

那个帐篷前面果然清静，门口的篷布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新疆文教厅尾亚办事处”几个墨笔字。办事员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满嘴唾沫横飞的人不一样。帐篷里升着一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放着一张没上漆的白木条凳，坐着一排前来找工作的人。负责登记的干部是个胖子，坐在也是没上漆的办公桌后面。那时候，长得胖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实，到这儿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证明。要是没有证明，胖子就进行口试。提的问题是根据来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临时定的，什么“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啦“元素周期表是谁发明的”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什么意思”啦，等等。我听听，我都能答得上来。这胖子是陕西人，挺有学问，人也和气。挨着我的时候，我把毕业证书递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兴，光问了我老家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有谁跟我一起来的，马上就在登记薄上写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这儿来集合，坐汽车上乌鲁木齐去。

从帐篷里出来，我那个兴奋就别提了。我张开翅膀，在尾亚这一大片帐篷中间自由地飞呀飞的。科员当然更好，教员也不错，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在中学里看了两遍，还挺受感动的。那时候，因为电影里的这个教师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没挂上号，现在，生活一下子给我揭示了这样的前途，我才想起来，原来我的理想一直是当教师。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个女教师一样，白发苍苍，戴着眼镜，周围围了一群科学家、作家、军官，这些全是我教过的学生…

正在我一边飞翔，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碰上了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岁数跟我差不多，穿着打扮也带着那么点学生味儿，两个人扎了四条小辫子。他们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时候就注意上我了，这时候就过来搭讪。原来她们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们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这一听口音就听出来。姑娘问我找到工作了吗，我说找到了，还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经过都告诉了她们，还吹牛说，那胖子很看得起我，连考都没有考。她们却发愁说她们找不到好工作，干体力活又干不动，怕还没干两下子就倒在工地上。这是实话，我看她们黄皮寡瘦的哪有现在十八、九岁的姑娘这样光采，我就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也到那个帐篷去试试看，当个小教员吧。

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里落了脚。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开的还是维吾尔私人开的：两溜大炕，中间一堵直冒凉气的火墙，被子枕头全没有，还要三块钱一晚上。就这，还得靠你的力气像瓶塞儿一样死命往里挤。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还铺着毡子。开店的总算有点良心。

在客店里，我才知道，有人换了好几次工作了，到处碰运气，哪儿待遇好就往哪儿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头上，背靠着火墙一面抽莫合烟，一面绘声绘色地聊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口气，全新疆没有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记者同志，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和我们“口里”那种走一步也得开三张路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的这些，别说你在小说电影里没见过，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们是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习惯了循规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说，新疆原来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而这三十年变化这么大，是跟这种开放的劳动政策分不开的。要是新疆那时候也和“口里”一样，把寻活路的人都当成“流窜犯”光认纸条条不认人才，那么，现在好些地方还是戈璧滩哩！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想，头天去得给人个好印象，从今天起我就是教师啦，于是花了三毛钱，买了一小蓝边碗凉水擦了擦脸。待我跑到那帐篷，被招去的人已经一个个扳着车帮子往车上爬了。胖子在车旁边拿着本本子点数，可是，一见我，竟沉下脸发开了脾气。“去去去！”他说“看你样子挺老实，原来也搞邪门歪道。这儿不要你，你上别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