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恋家，尽饿着肚，翅膀还，总想扑腾扑腾往外飞。那时候，我连一滴泪也没有，一心以为有个远大的前程在等着我，一也会不到爹妈那时是什么心情。这心情，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会才越来越。可是，现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妈最后跟我说的是句什么话，他们最后的模样是啥，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爹趷蹴在路边的那团黑影。过去，在夜里开车，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我跟前老现这团黑影，就在车灯前面的公路旁边趷蹴着。那团黑影像通行证一样粘在挡风玻璃上，车开到哪儿跟到哪儿，你别想抹掉它。

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有正式调来的，有毕业分来的，有随厂内迁来的，而多数却是那时候要抓的所谓“窜犯”就是后来所说的“盲”下呢，咱们这些人都有好听的称呼了，叫“自愿支边人员”这也算是平反吧。老实告诉你，新疆现在建设得这样好，这些“盲”或说是“自愿支边人员”可起了大作用啦。现在，我就知好些这样跑来的人当了模范，立了功，受了奖；有的搞了发明创造，成了专家、工程师，还有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到团一级领导的。

好了，往下说吧！

我就这么到新疆来的。那年，火车刚通到尾亚。尾亚哪有现在这么气派，当时只有十来间破旧的土坯房房，盖在一片黄沙滩上。土坯房房周围搭着帐篷，跟豪古人开‘那达慕”大会一样，一座连着一座，里三层外三层。尾亚是终站，来新疆的人全涌在这里，汽车虽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车又不停地从“里”往这儿拉，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男男女女，挤来挤去，这片帐篷中间经常有几千人。把白皑皑的雪踩得乌七八糟的。

有时候，我也自己原谅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妈送我，娘儿俩兴许会在路边说些亲话。我爹是个不吭声的庄稼人，我又是个不说话的小伙，儿跟爹总没跟妈亲…唉，就这样，爹妈养了我十八年，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竟连一句亲的话都投给爹妈撂下…

当时，控制得很严，村路，到刷着抓窜犯的标语，要离开老家，就跟去贼娃一样。我们等了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摸门。我爹把我送了十里路，走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动了，趷蹴在路旁边光气。我从包袱里掏我妈悄悄地包上的两块玉米面饼，又悄悄地到他怀里。“爹，你回吧。”我说“我认识路，我带着地图来着。到了那儿，找到了工作，就给您邮钱回来。”

在火车上，我还担心没有证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亚，老“盲”告诉我，没有公社的迁移证，有选民证也行；没有选民证，拿封新疆哪个亲戚朋友给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济的单位，就是那些喊得最响、说得天坠的招工，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最重的力活的。那些招工，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断，睛鼻也全“海麦斯”（海发斯，维吾尔语，统统、全的意思。）收下，什么证明不证明的！

从新疆给我家邮信来说：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还能吃上饱饭。新疆，我还有印象“我们新疆好地方呀”这个歌我在学校就学过。这样，我就决定到新疆来了。

这老“盲”有四十多岁，上披一件像挂着猪板油一样的烂棉袄。他自己说他通医，想找个对的专业，才没有轻易跑到那叫唤的招工登记。我看他有文化，就掏我的初中毕业证书给他看。他睛一亮，说“你这可是个宝贝。就凭你这个，起码也得让你当个科员。你别到那喊叫的招工去。”他指给我一个帐篷，叫

咱们这些“盲”是见面熟，刚凑到一块儿，就像认识了半辈似的，三句话两句话就把各人知的情况了。那些帐篷，原来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和各单位、工厂派驻尾亚的招工。招工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这样没有职业的“盲”那时候，尾亚像个大自由市场，那个闹劲儿，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这儿喊：“喂，喂！到我们这儿来呀！我们这儿工资、粮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啦！”那儿叫：“喂，喂！来咱们这儿吧！咱们这儿的当喝，一个苹果有你脑袋大，错过这机会可没后悔药给你吃呀！”还有嚷嚷的更绝：“喂，喂！不吃的土鳖别到咱们这儿来呀！住上大楼的土包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嫌钞票扎手的冤大别到咱们这儿来呀！”好像一到他们那儿，就能吃上大，住上楼，成把成把的人民币往袋里揣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