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爽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