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不是正经人家一样。谁说我们的民族一盘散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化？这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剽悍犷的哥萨克。当然，哥萨克也不一定是好人，一九六九年，我们就与哥萨克制过气，当时全国大办民兵师，准备应付苏联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十一岁，苏联在我们里，如同刘表一样，是红眉绿的妖鬼怪。当然，时过境迁，现在苏联已经不成其为苏联，我们不必担心；但当时大办民兵师时，大家可是提心吊胆，到挖防空，准备应付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豪严肃得如同一个国家。就连堂的伙夫，也加训练的行列。我们穿黑棉袄，扎白巾，背着从队下放的破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县城街练。步伐整齐，令嘹亮。队伍前不见，后不见尾。在旁边喊令的，便是大胖猪。这时他已是县城镇上的武装长，一狐帽，背一架匣。队伍威风，猪在旁边更加威风。我现在仍记得他当时喝斥士兵的威风的言语：

曹丞相要检阅“新军”了。

“谁再说话，挖个坑埋了他！”

经过他们的喝斥，队伍更加肃穆整齐。“刷”“刷”“刷”“刷”的步伐声，震动着大地，震动着街片锣摆的酸辣汤，震动着六指摆的剃挑。可等我成年以后，威风的猪长已经不威风了，他开始像片锣一样推一个车在十字街卖猪。孬舅也在一九六O年差饿死。今年九月份，我回乡探亲，看到的故乡，人皆空，月明星稀，昏暗的路灯下，只剩下一个空的十字街。丞相、袁绍、刘表、猪、孬舅、片锣，你们都哪里去了？留在我脚下的，无非是几块糙光的石。但我并没有悲伤，我的心更加随你们而去。那总是壮丽威伟的情景。你们来我们边，使我们这些一盘散沙的穷山恶的刁民，也整齐划一地在乡间大路上迈着步。你们在我们前边树起了敌人，使我们对一号召心向往之，刘心协力；你们调动了我们内在的潜能。曹丞相诸人没来之前，我们是一帮多么懒散的人啊。日而作，日落而息，懒洋洋地两步变成三步地下田劳动，里散发着黑夜留下的臭气。劳作下来，手里捧着稀粥，面对的是千篇一律的老娘、妻室和孩。曹丞相诸人来了，我们一下从日常的厌烦的生活轨迹中超来，我们自己也似乎成了伟人，也开始不日常劳作，不柴米油盐，不妻老小，不妻老小之间多错综复杂、卑鄙龌龊的矛盾，来背着梭标或破枪练起来。我们的生活突然伟大起来，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敌人，我们的生活也突然单一起来。单一不是和伟大地联在一起吗？就说猪吧，老人家不大办民兵师，他能当武装长背着匣指挥千军万练吗？曹丞相不来，他能放下杀猪刀着红箍去训练“新军”吗？我们虽然没有猪那么威风，但我们整齐地走在“新军”和“民兵师”里，浑的细胞也膨胀不少呢。有次我从“新军”训练回来，我爹就差认不我来，说我大不少。

孬舅也说：

几个月下来“新军”已训练得颇有章法。街上所有男女老少走起路来，都有些军人的模样了。连小脚老婆婆，走路也合着“一、二、一”的拍节。外八字脚、内八字脚、罗圈、平底脚、、脚气、类风，都得到了矫正和医疗。正当我们兴奋时，猪在一次训练之前，又宣布一个兴奋的消息：

“你娘那个×，练还忘不了说话，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卖了？”

他又说：

苏联必败！刘表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