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王同志谨慎地听着，对于全国性的权威刊物表示适当的尊敬。“嗳，这是对的，”他点着头说。“该做的工作还很多。”

“文艺报严厉批评了现在农村里的思想情况。它说翻身农民只想着大吃大喝，还梦想着“生产发家”在北边，他们还编了个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

“他们的确是缺少政治觉悟，”王同志承认。

“他们家里只要有一只猪，嫁女儿的时候就恨不得杀了它，大家庆祝一通。这种思想真是要不得。”顾冈继续转述文章上的话。

王同志忱惜地点着头。“农民的确是落后，还是缺少政治觉悟。”

“你们的互助组搞得怎么样了？”

“今年秋天我们的秋收队搞得很不错，”王同志愉快地说。“明年春天我们计划着把秋收队入编为互助组，预备团结得更紧密一点。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来，重新分配给各小组。一声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下田。”

顾冈对于这些并不感到兴趣——走向集体农场的最初步骤。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步一步像断奶似地，使他渐渐失去了它。顾冈绝对不想采取这个题材作为他的剧本的主题。要是太轻描淡写，让剧中的农民一个个欣然加入互助组，那就一点戏也没有。如果他们稍微有点退缩不前需要一番争取说服，这退缩的程度很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一个不小心，就像是农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还得了！

王同志说起这件事来，虽然态度愉快，对答如流，恐怕他心里也正担着心事，只是不愿意露出来。说话之间，已经到了村口，突然看见那溪水亮堂堂的横在前面。他们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叹了气。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说。“我真羡慕你们文艺工作者。在现在这大时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写。工农兵的事，写给工农兵去看。从前反动政府不准提的事，现在全可以写了。到处都是现在的题材。”

顾冈点了点头。“这的确是个大时代。”

“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作，”王同志惆怅地说。

顾冈可以想像王同志从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共产党的时候，在校刊上写的那一类东西。但是他耐心地听着王同志的叙述，说他从前怎样在江西一个小城的报纸上授稿，由投稿而变为副刊的编辑。

冬季水浅，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块，使顾冈联想到城市里修马路的情形。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那筑坝的故事。假定这条溪每年都泛滥出来，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破坏了一部份的农作物，那么，就有一个工程师被派到这里来筹划对策。他和当地年老的农民会商之下，由老农建议，筑了一个坝，上面有活动的闸门，开关随意。于是就解决了这问题。这故事正可以表现农民的智慧与技术上的知识的结合。如果这办法是工程师独自一个人想出来的，那么编剧不免要被批评为“耽溺在知识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里。”剧中可能有一个顽固的老农不肯和技术人员合作，只倚赖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结果终于被争取过来了。

已经有过许多影片关于工程师和老工人怎样合作，完成许多奇迹。他们修好一只爆炸了的锅炉；一只车床年代久远不能再用下去了，他们又给它延长了生命；纱厂里缺少一样重要的零件，以前是从美国输入的，现在无法添置了，他们有办法利用废铁，造出新的来。但是到现在为止，这局面始终限于工厂里，从来没有移用到农村上。他给新中国的电影又开出了一条新路。这题材至少够拍三五十张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