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气上面，可以看他是“解放”后才加他们的阵营的。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黑的大厅，竖着一青石，风飕飕的，有像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主席万岁！”同时把帽纷纷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就丢多。但是帽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大家正手忙脚满地抢帽，演讲的人倒已经又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叫着

这里也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两张椅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的那个——她的人是不是姓陈？”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手里拿着帽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她搭错了一个帽。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的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盘在上，藏在帽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的脸，两只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的面貌。但是现在没帽，辫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制服太大了，穿在上，倒更显得材纤弱。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统治阶级的走狗，摇一变，也前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王霖把自己上的一污旧的帽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都拿着帽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帽栖在一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上设法了一旧梯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里面一的稻草。

他自己也知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一件自己善于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觉到他是庞大的机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刚才闹丢了帽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真是笑话！”

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的空房里；被逐的神仿佛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份。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人。”

女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槛上穿了一绳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