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