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虽没有很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差异：其一是文，傅雷、汝龙、王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不动的柿还有一些，比方说，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里，最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比。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中心主义的作品。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总得写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我也不敢期望过，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挑，摘了还是个细挑…

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的。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这一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理的研究生都要结，而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差别：他要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谁说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不对。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我知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阿靠！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来：这话是我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自、自重。一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望，像幽灵一样四游——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拣的。但一枚柿不能怪人家来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