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想法不大行，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各百十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上千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方法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情况，谈了百十，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消极力量，是因为这文化中人把全注意力都放到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你不喜、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