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乎乎、五迷三，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叉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的伟大领袖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有些人连冻的清鼻涕都顾不上，在鼻孔上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上有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说到了这一，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

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一转，鼻底下一句级的话来。顺便说一句，不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话几乎是个专家。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别上编造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癔症的大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我知，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