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崇高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gen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gen木tou？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gen木tou高；拿我们去换木tou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tou

，就是gen稻草，也得tiao下水。他们还说，我这zhong值不值的论调是zhong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tou青，水xing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tou，第一个tiao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shen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zhong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zhong人。一zhong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zhong去演chu这些脚本。前一zhong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bu；后一zhong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zuochu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chu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tou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zhong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chu：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dao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gen稻草被冲走，也不会tiao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zhong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zhong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gen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lun理的人提chu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dao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zhonglun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zuo诗，就是中国的拜lun。只可惜不讲dao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qiang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dao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lun理liu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zhong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dao，宋明理学是一zhong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shen经历中我们知dao，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chu来了。有zhong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dao是在提倡理xing，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mao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chu现了一zhong一点都不煽情的lun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lun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lun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lun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zhong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bu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lun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dao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