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都崩出来很不好看。其实，我是瞎操心：胀到了一定程度，内部的压力太大，小舅也会自动泄气。那时“扑”的一声，整个派出所里的纸张都会被吹上天，在强烈的气流冲击之下，小舅的声带也会发出挨刀断气的声音。此后他当然瘪下去了，摊在地面上，像一张煎饼；警察想要踢他都踢不到，只能用脚去踩；一面踩一面说：你们这些艺术家，真叫贱。我不仅喜欢艺术家，也喜欢警察。我总觉得，这两种人里少了一种，艺术就会不存在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圆明园附近。圆明园里面有个黑市，在靠围墙的一片杨树林里。傍着一片半乾涸的水面，水边还有一片乾枯的芦苇。夏天的傍晚，因为树叶茂盛，林子里总是黑得快；秋天时树叶总是像大雨一样地飘落。进公园是要门票的，但可以跳墙进去，这样就省了门票钱。树林里的地面被人脚踩得很磁实，像陶器的表面一样发着亮；树和树之间拉上了一些白布，上面写了一些红字，算作招牌。这里有股农村的气味。有一些农民模样的人在那里出售假古董，但假如你识货，也能买到刚从坟里刨出来的真货：一想到有人在卖死人的东西，我心里就发麻。在那些骗子中间，也有几个穿灯蕊绒外套的人坐在马扎上，两眼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画，从早坐到晚，无人问津，所以神情忧郁。有些人经过时，丢下几张毛票，他不动，也不说谢。再过一会儿，那些零钱就不见了。有一阵子我常到那里去看那些人：我喜欢这种情调；而且断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凡高一样伟大的艺术家──这种孤独和寂寞让我嫉妒得要发狂。

我希望小舅也坐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气质抑郁，这样坐着一定很好看，何况他正对着一洼阴郁的死水。一到春天，水面就要长水华，好像个浓绿色的垃圾场。湖水因此变得粘稠，不管多大的风吹来，都不会起波狼。我觉得他坐在这里特别合适，不仅好看，而且可以拣点毛票。但我忽略了他本人乐意不乐意。

我把小舅领出来，我们俩走在街上时，他让我走到前面，这不是个好意思。就在这样走着时，我对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艺术品黑市，卖各种假古董，字画，还有一些流狼艺术家在那里摆地摊。圆明园派出所离我家甚近，领起他来也方便，但我没有把那个“领”字说出来，怕他听了会不高兴。他听了一声不吭，又走了一会儿，他忽然给我下了一个绊儿，让我摔在水泥地上，把膝盖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后又假惺惺地来搀我，说道：贤甥，走路要小心啊。从此之后，我就知道圆明园的黑市层次很低，我舅舅觉得把自己的画拿到那里卖辱没了身分。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像眼镜蛇一样的阴险；但是我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像吧。

由小孩子去领犯事的人有不少好处，其中最大的一种是可以减少罗嗦。警察看到听众是这样的年幼，说话的欲望就会减少很多。开头时，我骑着山地车，管警察叫大叔，满嘴甜言蜜语，直到我舅舅出来；后来就穿着灯蕊绒外套，坐在接待室里沉默不语，直到我舅舅出来；我到了这个年龄，想要说话的警察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但我沉默的态度叫他不知该说点什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说粮食要涨价，以及万安公墓出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肉，比较善斗。当然，蛐蛐再善斗，也不如耗子。警察说：斗耗子是犯法的，因为可以传染鼠疫。既然斗耗子犯法，我就不言不语。开头我舅舅出来时，拍拍我的头，给我一点钱做贿赂；后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各自东西──到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钱，也被他摔怕了。这段时间前后有五六年，我长了三十公分，让他再也拍不到我的头──除非他踮起脚尖来。本来我以为自己到了七八十岁还要拄着拐棍到派出所去领舅舅，但事情后来有了极好的转机──人家把他送进了习艺所。那里的学制是三年，此后起码有三年不用我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