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知不多久，又忍不住要长嘶了。他自己很坦白地说，看到不合理之事，在大广众之中，不以为有什么不对，而“梦觉独居，弗谓是”；东华门坐在直庐中，昏然而安，亦不觉得有何不对，但一东华门“神明湛然，弗谓是”同事都笑他“有痼疾”他亦不辩，但他知他是对的。平时将“弗谓是”的事记下来，小者五十余条，大者六事。如今上书大学士，自然是言其大。

龚定庵气得发誓，从今只“仗”——大朝仪中作为仪仗之用的匹，五品料，但必须不开；朝会中昂首一嘶，立即剔，五品料也吃不成了。

且买青山且酣卧，料无富贵人来。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

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

这三四年之中，龚定庵的心情，非常苦闷，他有满怀的雄心壮志，亦有一肚的奇谋远略，更有不得见国泰民安、升平盛世的一腔情，因此初任内阁中书，派充国史馆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校对官，看居上位者，凡事敷衍，有名无实，忍不住“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本乎自古“有僚属言于长官之言”痛陈西北两外落，世系风俗形势，源合分，提《一统志》中关于此分的缺失十八条，建议应如何修订。自忖此书一上“中堂”一定会召见垂询，哪知过了几天，原件退还，还带来两句话：“曹中堂说：什么‘布鲁特安集延痕都斯坦’？叽哩咕噜看不懂。”

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梦多。

因此他写了一首诗，题名“寥落”：

如果不能像乾隆朝士那样意兴飞扬，龚定庵情愿买山归隐；他曾托名“送南归者”写了这样一首诗：

他所建议的六大事是：第一、中堂宜到内阁看题本；第二、变军机为内阁的分支，而非附庸；第三、内阁侍读之权不宜太重；第四、汉侍读宜多增一员；第五、内阁中书与翰林同为清班，应加尊重；最后一条是论挂朝珠的制。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一条为“中堂大人”所采纳。

仓颉不仙才。

这使得他很不平。官场现一麻木不仁的风气是他最不能忍受的；读书人不重是非，以姑息怕事为明哲保，在他更认为是无耻。因而便不免想起意气飞扬的乾隆朝士，只要能言、敢言，言之有，自然会让人看重。哪怕再不得意如汪容甫，尽他的行径为有些人所厌恶，但毕竟还是尊重忌惮的居多；而且即使是厌恶，也是一重视，比起嘉之际不痛不，假仁假义，笑骂由他的那教人万般无奈的士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很显然地，龚定庵把主试的大臣看成“仙才”了；殊不知此辈只识尘世之字。想到李义山“自有仙才自不知”的诗句，龚定庵只好自叹“自知仙才”更为不幸。

“抄过蓬莱隔岸行”自然不想再试了，但却仍是“历劫丹砂未成”光二年壬午“今上”登极恩科，三年癸未正科，两试不售；而诗却作得不少，自作小游仙词至丁忧，所作的诗编为一卷，题名《破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