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婆媳生气，谁家夫妻吵嘴，人们就说：去叫小芳爸爸来。而小芳爸爸果然来了，只在门口一站，吵嘴和生气的人就眉开眼笑了。他有时候会说一句很奥妙的话：“不是我有趣，是大家要我有趣。”他曾经带米尼和小芳小芬一起去看他们剧团的戏，看完戏后，米尼的感想是：这一台戏都不如小芳爸爸这一个人有趣。她将这话对他说了，他听了竟有些激动，眼睛都湿了似的。他久久没有说话，用手抚摸着米尼的头，米尼也没有说话。从这以后，米尼在心里就和他很亲。

米尼给她的同学们讲的笑话，大多是从小芳爸爸那里批发得来的。小芳爸爸就像是她的快乐的源泉似的，任何愁惨的事情到了小芳爸爸面前，便全化为快乐了。有时候她在心里暗暗地想道：如果小芳爸爸是她的爸爸就好了。她自己的爸爸，还有妈妈，是什么模样的，却已经被她忘记得一乾二净。只是他们所在的香港，使她感到神秘，小心里隐隐地还有些虚荣。当她为自己家庭不够完美以及不够富有而感到自卑的时候，她就以这个来安慰自己。她想：我的爸爸妈妈在香港！香港，你们去过吗？可是，哥哥却绝不允许家里任何人提起香港。她心里笑话哥哥：难道你不是吃香港的吗？嘴上却不敢露半点。哥哥是唯一使她敬畏的人，这一辈子里，她不记得她还敬畏过别的什么人了。于是，她只得将这点虚荣埋藏在心里，当有人问及她的父母时，她就大有深意地沈默着，然后略略有些悲戚地说：“不知道。”同时，她还找了一个时机，与全班嘴巴最快的女生海誓山盟，将这秘密告诉了她，并说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秘密的人。仅仅到这一天的下午，这秘密已经人所周知。于是，她便对那女生说：你做了泄密的叛徒，我从此再不能相信你了。就此和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女生绝了交。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有同学站出来，要米尼和父母划清界限。米尼回答道：“可以的。不过，请人民政府付给我生活费。”后来，有同学大约去做了一番调查，查明米尼的父母在香港是城市贫民这一档的人物，也是劳动大众，不属革命的对象，就不再找米尼的麻烦。而米尼却隐隐好像受了一个打击，自尊心受了挫伤，见了同学反有些躲避了。自此，同学们提起米尼的父母，也换了口气，先是说：“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然后说：“但是，”“但是”后面是省略号。米尼听到了，就在心里冷笑：无产阶级要不要翻身了？也有多事的没有眼色的人跑来邀她参加革命组织，她笑地谢绝了。她说她觉悟不高，生怕站错了队，听说现在革命队伍有好几支呢！人们听出她话里的骨头，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走开了。

七○年，米尼要去安徽插队落户了。走之前，她对阿婆说，她不在家里吃饭，应当把她的那份生活费交给她。阿婆恨恨地望着她，心想自己千辛万苦，竟喂大了一只虎，停了停才慢慢地答道：人家都是吃自己的呀！这时候，哥哥在江苏溧阳的农场劳动锻炼，每月已开始拿工资；姐姐早一年就分在了工厂，也有了铁饭碗。米尼当然听出了这话里的潜台词，不由恼羞成怒，涨红了脸，而她立即压下了火气，反笑了起来，说：假如爸爸妈妈愿意给我饭吃呢？阿婆说不出话，脸皱成了一团。这些年来，儿子媳妇按期地寄钱来，她总是扣一些钱存着，以防不测。开始这钱是为了孙儿孙女，怕他们生病。慢慢地，孩子长大了，这钱就有些是为了自己的了。她渐渐地很怕自己生病，又怕自己会老，她觉得自己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年月。在这茫茫人世上，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钱一点点积多了。她却反而觉得不够了，她积钱的热情日益高涨。孙子在农场，自己的工资足够养活自己了；大孙女一月十八元时，她并不说什么，待到第二年拿到二十三元了，她便让她每月交五元作饭钱。哥哥本来就忌讳香港来的钱，盼望自食其力；姐姐由于麻木，对什么都浑然不觉；米尼却将端倪看得很清，经常生出一些小诡计，迫使阿婆用钱。阿婆越是肉痛，她越是想方设法去挖阿婆的钱。看见阿婆脸皱成一团，她心里高兴得要命，脸上却十分认真，殷殷地等待阿婆的答复。阿婆说：“给你一个月十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十五块，出口时却成了十块。米尼以这样的逻辑推断出了十五块这个数位，又加上五块：“每月二十块。”她说。阿婆就笑了：“你不要吓唬我啊，二十块一个月？到乡下是去劳动，又不是去吃酒。”米尼就说：“那也不是命该你们吃肉，我吃菜的。”她的话总比阿婆狠一着，最后阿婆只得让了半步，答应每月十七元。米尼心想不能把人逼得太紧，就勉强答应了，心里却乐得不行，因为她原本的希望，仅仅是十元就足够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从香港给阿婆寄钱，阿婆从上海给米尼寄钱，插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