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来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他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做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和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夹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袢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详，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材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他说：不知道啊！我又间：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著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他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长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于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愉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