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说过，绢姨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理想，在我们这个贫乏的北方城市里绽放着。又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绢姨的个人摄影展也要开幕了。在我们全家的记忆中，那幸福的忙碌再也没重演过。全家人帮她选照片，给照片起名字，妈妈的同事甚至病人和爸爸带的研究生也被发动了起来。最兴奋的人，当然是。夜里我看着她在台灯下，常常对着绢姨的新作发呆。黑白的，彩的，在午夜的灯光下凝固着。其实最动人的，不是它们，是十六岁的的睛。考上了一个最的中，她依然辛苦地让台灯亮到午夜或者凌晨，可是这台灯证明的早已不再是当初为了拿到第一名而拼搏的荣耀，已经变成一个为了勉维持中等平而努力的学生。他们说中很难念，也许是的。经常是在凌晨两，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台灯依旧疲惫而衰老地支撑着这个小屋的夜晚，我几乎听得见台灯咳嗽的声音。瘦了，饭桌上更加沉默甚至僵。好多个夜晚我看见她咬着嘴把一张张试卷和老师不再给她分的素描撕得粉碎，我害怕地缩在被里，听着纸张碎裂的声音，下意识地分辨着正在撕的是试卷还是素描纸，还有也许夹杂着哽咽的息。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个男孩来，她会不会好一些？

我清楚地记得那震撼，尽我才九岁。那个叫克莱因的外国人，他把那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拍成了一个寂静而辽阔的坟场。绢姨丽地叹着气：“你们看，多。”惶恐地抬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绢姨的用词。这时候我们都听见厨房里妈妈的声音：“三个小朋友，吃饭了——”

我不到像一样，我无法百分之百地仰慕绢姨的作品。当我用十九岁的睛来打量它们时，看见了一个又一个“优的沧桑”、“致的颓废

琪长大了一定是个漂亮姑娘。”因为我知她心里清楚我永远不会像她一样漂亮。我们三个人成天缩在绢姨的小屋，那里有满墙的照片和厚厚的摄影集，我一张张地抚摸那些铜版纸，还有纸上的风景和凝固在纸上的人们的表情。绢姨打开一页，说：“这张照片叫《纽约》。我最喜这个克莱因的东西了。”

绢姨的摄影展代替了我假想中的男孩。除了我，没有谁见过不丽的脸和凝视绢姨的照片的睛搭起来是一个怎样的瞬间，还有周围艰难的灯光。那时候我真心实意地祈祷绢姨的影展能够成功，为了。

那天晚上睡觉时，问：“安琪，你想变成绢姨那样的女人吗？”我不情愿地，说：“我也想。”我不知脸上算是什么表情。后来她就开始像代数题一样认真地画画了——从三年前开始我们俩每周都去一个老师的画室里学画，这是爸爸的意思，但从来都没有这么投过，那些石膏像就像情人一样亮了她的睛——她开始努力，就像她努力地要考第一名那样努力地变成绢姨那样的女人，从小就是一个相信“愚公移山”这类故事的孩。当老师接过我们的作业时总会说：“安琪，你应该像北琪一样努力。”可是我看得来：老师看的画时，是在看一张作业；看我的画时，睛会突然清澈一下。不过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告诉过我们人不可以欺骗人，但妈妈也说过，有时候隐瞒不算欺骗。

妈妈是个医生，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虽然她永远也记不住黄瓜多少钱一斤，记不住我和的生日到底谁的是八月十号，谁的是十月八号；但是她永远微笑着现在全家人面前，用她看上去而苍白的手指不动声地抚摸着空气中的裂痕，说话的语气永远温柔安静，让人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相信能妈妈的病人，也是幸运。我常常在饭桌上看着妈妈和绢姨，觉得她俩很像，可是妈妈不像绢姨那样令人眩惑。

绢姨是妈妈的另一个孩，背着沉重的相机回家时连手也不洗就贪婪地冲到妈妈正在摆的红红绿绿的餐桌旁。爸爸于是就笑：“你还不如安琪。”她也笑：“我累了嘛。都跑了一天了。”她发散着，笑容好看得要命。她永远需要新奇的风景，也许这就是她的照片永远不能像那幅《纽约》一样打动人的原因。可是她给人留下的那“追寻”的印象，就像一群突然飞过蓝天的鸽，生动而好地撞击人的视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她的大学老师才会像拥抱一个假期那样拥抱她吧。可惜那个男人并没陶醉到忘乎所以，他还清楚“假期”在生活中应有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