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义。我是确确实实每日用它来当作反省自己的标杆，年纪轻轻，已好像一个老夫子了。我的名声一下子传了出去，年轻有才，快笔，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机关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顺。

我初入仕途，惟一同别人不协调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种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而是背着个黄书包。那都是跟电视剧《星星》里的李向南学的。办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说我，不像个干部，像中学生。我坚持背了一年黄书包，后来妥协了，也跟人一样，改提黑色人造革包了。我现在经常想起，二十年前，溆水河边，一个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包，昂首挺胸，走过街巷，去县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

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指责，说我是官场失意了，才写小说。似乎是说我吃不到葡萄，就讲葡萄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说扯上关系，也应该颠倒过来。我是因为写小说而同官场矛盾，而不是因为做不了官了就写小说。如果我是个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写小说就成了，就能做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

伊渡：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样破灭的呢？

王跃文：我原来理解或想像的政治，与现实中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我在政府机关里呆的时间越长，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入。我只能把那种地方叫做官场。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场”的特点。其一是它的封闭性，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吐纳的结构。其二是它具有森严残酷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是其致命之处。其三它有特定而又隐密不宣的游戏规则，身陷其中，很难自拔。说起来，我并不是不具备应付官场的能力，但为了赢得生存的胜利而付出人格心理变形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实不想为也。

官场中人脑子里想着的只有如何经营好人事关系，好把自己的官做得更大。他们不做坏事已经不错了。当然，日常工作他们也得做，可别以为他们个个都是怀着某种崇高使命。曾经有人问我，你对官场看法那么悲观，这二十多年中国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没有官员领导和努力，这些是怎么得来的？我回答说，这难道是个问题吗？这些成绩，当然是包括全体腐败官员在内的全体官员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取得的。一条高速公路，投资两百亿元，被管工程的大小贪官贪掉两亿元，公路仍然建起来了。高速公路通车仪式上，胸佩红花前来剪彩的那位高官很可能就是这个工程中最大的贪官，但并不妨碍这条路通车。一个国有百货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总经理仅以职务之便，摇身一变就是大股东，一夜之间身家百万乃至千万，而普通职工不是下岗就是沦为老板手下的打工仔。曾经有位这种翻牌公司老板在职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要有主人翁意识，你们是雇员！我并不认为雇员这种身份就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那些明火执仗攫取国家财产的人，居然在普通职工面前理直气壮地充大爷，叫人没法忍受。

伊渡：你真幸运，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在为你以后的写作做准备。救世济民的理想、从政的经历、对官场现实的洞察和思考，以及最后以写作为道路的人生突围，都来得那么顺理成章。

王跃文：这也许就是你所谓的宿命吧。

伊渡：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人们真的需要文学吗？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有过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文学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指向。我还记得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蝴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些作品发表的时候，可谓是“满城争说”但我总怀疑，那时人们关注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中包裹着的理念。

按中国传统的文学观点，文学绝对是功利的。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辅佐帝王功业的重要工具。《尚书》说“诗言志，歌咏言，律和声”意思也差不多。到了鲁迅先生那里，文学成了“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沿着这条道路，后来还有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的口号，等等。可我总觉得，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只是“载道”的一种方式，而且所谓“道”大多时候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当然鲁迅先生的“道”并不是这种情况。我感觉到，中国文学自古以来走过的是一条为帝王载道、为民众立言、为自己立心的发展道路。这是不是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