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水冲击我的灵魂》中，也是以儿子为原型创作人物，在这里我叫他迅儿。我是这样描写“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各种鸟的声音，迅儿的生活就是这样构成的，声音是爸爸把许多唱片转录到磁带上的。鸟鸣最初也唤起幼儿自发的语言。在迅儿坐卧的简易床上，枕边的录音机在轻轻地放着野鸟的叫声。迅儿紧绷嘴唇，张开一条窄缝，能发出比录音机更细腻的声音。

——这是黑斑鸫呀…或者

——这是树鹨呀，这是琉璃翁呀，这是仙台老黄莺呀…就这样，这个反应迟钝的孩子至少能辨别５0种野鸟的叫声，每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时，迅儿都显得快乐同时有了旺盛的食欲。”

我发现义幺听野鸟鸣时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于是就想培养这幼芽，或许这也是白费劲。进入小学特殊年级之后，义幺在班里交了朋友，而且还将兴趣转移到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上，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对鸟鸣的兴趣。对孩子来说，这种兴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儿子听到由强逐渐变弱的“噼——”的鸟鸣时，就说：“这是红翡翠”一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开录音机，放出声音，让义幺来回答，因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沟通。尽管如此，可是，对义幺来说，这就是想象力的行为吗？

从磁带里发出的鸟鸣声中，义幺不会想到鸟的姿态。义幺的眼睛有残疾，只能靠三菱镜和凹凸镜的复杂组合来矫正。当时，义幺还没戴眼镜，但也不是不能识别鸟的姿态。于是，我就让儿子看录音机外壳上印的野鸟的照片，反复指给他看，这是蓝鹊，这是白头翁等等。可是义幺在听录音机放出的鸟鸣时，从没有想过要主动看鸟的照片。

归根结底，只不过是鸟的鸣叫这一信号让他想起鸟的名称，而不是鸟的姿态。相反，如果告诉义幺的名字，他是不会发出鸟的叫声的。应该说实际上，在磁带里放出的鸟鸣声和儿子嘟囔的鸟名之间，描绘着鸟的实际姿态的只不过是在旁边的我的想象。

通过跟残疾孩子交往，义幺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创作的音乐比对鸟鸣更感兴趣，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对我们父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我无法向第三者充分地说出其中的含义。

经过很长时间，我和义幺之间形成了特殊的交流程序。外人肯定会感到奇妙，现在我试图说明一下，可一开始就好像丧失了信心。全部程序都是通过发声来进行的，所以妻子、义幺的弟妹天天听，已习惯了。程序有两种，都是从做游戏开始。第一个程序带有快乐的“认领”性质，而第二个程序却是暗含着“惩罚”或威吓，所以不太情愿写出来，可是…回想七、八年前一个秋天的傍晚，受韩国一位文学家的委托，我要接待一位途经日本去纽约的韩国姑娘。我们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可是下一位约定来接她的人直到深夜还没来。虽然我知道那位旅日朝鲜人的名字，却没想过要知道他的地址，我无法将姑娘送到他家去。渐渐地我发现这位姑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义幺就做能想起来的游戏，终于让姑娘高兴起来。姑娘不会说日语，唱了几首朝鲜歌曲，义幺钢琴伴奏，做合奏游戏。在跟我谈话时和谈完话之后，姑娘显得很拘谨，一副冷峻的面孔，可不一会儿，就玩得入了迷。义幺很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乐器是小鼓，义幺给小鼓调好音，姑娘就打着朝鲜歌曲的节奏和义幺合奏起来。

姑娘去了美国之后，在儿子的音乐作品中，有几首朝鲜民谣和似乎是来源于朝鲜歌曲的曲调。其中有一首是他最喜欢弹奏的曲子，我在曲子的开头写了下面一句话。因为这首歌完全是歌谣的形式，所以后来在战后娱乐杂志上可以经常看到，填流行歌曲的歌词时，我想把词头前打的记号印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我在第一次重复时填进歌词，可是不久，义幺就把歌词给忘了，我也忘了调子，结果只能唱出最后一段。这首歌作为我和义幺的“认领”标志发挥了作用。拉长第一个音节开始唱“我——什——么——都不需要，”到“因——为——有了义幺！”拉长音节一唱完，不管我在家中的哪个角落，义幺就会抓空儿适时地来到我面前，然后就跟相扑比赛替换选手时一样拍手确认，伸出手拍我一下，说“谢谢”！

可以说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开始时没抱任何目的。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我随意地唱着，不在我身边的义幺一听到我唱，就会来到我身边。

——谢谢！义幺使劲晃着身子回答，游戏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回想起来，义幺平时呆在我身边——我工作的时候，他就钻在桌子底下，我外出的时候，他就竖着耳朵在门口等我——当然有时也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打发时光。后来，我叫不动义幺时，作为叫他过来的手段，有时也唱这首歌——可并不总是这么做。

书房隔壁是义幺的卧室，妻子为义幺铺好床，等他上楼。可是义幺要么在听FM音乐连续广播，要么翻看相扑杂志，怎么叫也不从起居室出来。于是我就站在楼梯口上，唱：

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这种僵局马上就打破了，义幺大踏步跑上来，兴高采烈“啪”地拍我的手掌一下。——谢谢！然后顺利地钻进被窝里，过程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