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政府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②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阴，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巨大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

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日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进入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进入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我们孩子（笑）。

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

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棒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