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与二十六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到七十一年前获奖的那位尔兰诗人威廉·特勒·叶芝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在斯德哥尔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丽的日本的我》。

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Beautiful，and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①书名为《燃烧的绿树》——译注。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破坏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批评我的作品充满虚无，可它却并不符合西方的虚无主义，那是因为经过了禅的缘故。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这一，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以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心底的呼喊。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程，正从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为被刻上了伤般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暧昧之中。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受到了这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曲已经脱稿，这作品的书名①，即取自于他的一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一棵树，从枝梢开始，一半全是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枝叶茂盛的绿叶。”他的全诗集，在这作品的每一都投下了透彻的影。为祝贺大诗人叶芝获奖，尔兰上院提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洲诸国间的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这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于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