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关于诗人，我曾在美国的文学会议上与北岛进行过交谈，对他的作品也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强烈关注。如果谈到我对某人的诗风特别喜欢的话，女诗人舒婷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讲坛上，我列举了以上这些文学者的名字，如果大家从中感觉到了我这个日本小说家的“分歧”我认为，或许你是正确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说的那样，日本国和日本人不能忘记过去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做过的那一切，同样，如同不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讨论“绝对的零度写作”一样，我自己也不能就现代中国的文学状况进行评论。我认为，尤其不能对政治性因素所投下的影子进行单纯的批评。这也是我与那些从人权角度上批评中国的美国朋友们保持不同立场的原因之所在，尽管我曾与他们采取过几次共同行动。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出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进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种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种综合性文学的整体形象。这就是我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我还要将从一开始就用英语进行小说创作的哈金的作品也归纳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的这种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与北京现在的知识分子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看法之间一定存在着“分歧”而且，在与政治相关联的时候，我从不曾想过自己有资格认为自己的“分歧”是正确的。不过，作为文学上的意见，我却认为在长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随着分歧的重复”所具有的功效。

为了中国文学今后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业绩且为数众多的年轻的“Capability”所有者们表达我的心愿，那就是日本的小说家正在以如此开阔和长远的视野，关注着中国文学综合性的整体形象。

如果说到我自身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宽厚地对待我的“分歧”并让我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深深敬爱之情的作家在你们的面前成为一个用口说话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们，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谨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及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我本人并没有过高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向。只是在我抵达斯德哥尔摩后，随即参加的那个由文学奖评选委员们(记不清是十个人还是不足十人了)在他们所拥有的一间原属于个人住宅的美丽的俱乐部中为我悄悄举办的晚餐会，却让我难以忘怀。在客厅的书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几册由普鲁斯特签名的书籍。我确实谈论过法国文学，也转告或被转告了有关君特·格拉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那些充满魅力的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