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写了这样一段：“有时光一个人来看我，在我身旁一动不动地听收音机播送的音乐，在没有古典音乐节目的时候，我就给他讲当地的传说故事，他很认真地听。我问：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说的东西，你能听懂吗？他还给我鼓劲儿说：因为是日本语，所以听得懂的，请不要担心！这中间，如果音乐节目开始了，光会很小心地把收音机关上。我真觉得很抱歉啊。”

…

“光作曲的音乐寄来了，我把它放进机器里，听着题名‘毁坏者’的乐曲，感觉我的身体内和我的四周一下子充满了阳光。如果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那么，可以说，我讲过的话，阿光都放到了心里，并且用音乐做了回答…我絮絮叨叨的讲述，没有让光难受，我感觉，那好像是我和光商量一起回到‘森林里的奇异’中去。但就在那时候，心里突然阳光流溢…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听磁带，标题虽然是‘毁坏者’，但我总觉得，这不就是‘森林里的奇异’音乐么？‘毁坏者’原本是‘森林里的奇异’中的命根子，重新回到那里，没什么奇怪的，我觉得，很早以前，我在‘森林里的奇异’中住着的时候，就听过这个乐曲。”

和我一样，母亲也曾感受到危机。她口头传承的村落里的神话/传说，不被新一代人所接受(特别是在森林和山谷的地形学结构中，已经没有想要理解那个充满想像力的场所的人了)，她一个人在村子里默默地生活。在她讲述村落里的神话/传说时，那个最注意听讲的少年，也就是我，离开村子到东京去，曾让她感到失望。

她曾期待我大学毕业后回归故乡，但这梦想破碎了，更加深了她的失望。而我成为作家之后，从一个“外部”来到村子的少年的视角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时，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显然是伤害了她，在她的心里，甚或植下了对我的持久忿怒。

非但如此，对祖母和母亲讲给我的那些属于神话/传说类的森林里流传的故事，以及可以归入近代化初期历史里的内容，我都根据自己的解释引进到小说里，导致母亲的双重忿怒。从我的角度来说，对待祖母和母亲讲给我的神话/传说，也和借助从“外部”来到村子后来又从村子逃走的少年的视角写作《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一样，是希望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坦率地说，那就是脱离祖母和母亲的叙述而独立，甚至是创造从“外部”与她们的叙事对立的、持批评立场的叙述者)小说世界，或者更进一步说，创造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小说世界。

有时，我也曾尝试把祖母和母亲讲述的内容和我的故乡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录综合起来，做戏仿式表现。特别是对我的父亲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我把父亲的思想作为与村落的边缘性对立的、立于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东西予以批判。从1971年《擦干自己的眼泪》开始，根据这样的批判性构思，我一连写下了好几个中篇。

我是这样构想的，被嘲讽的父亲和天皇制关联的意识形态，可以从否定的侧面补充祖母、母亲讲述的处于边缘的民众的神话/传说世界。

还有，我也曾考虑，把但丁和叶芝等人作品中神话/传说般的想像力，和自己森林里的神话/传说进行比较，从而映照出祖母和母亲讲述的神话/传说中欠缺的部分。

我与悄悄阅读自己小说的母亲的对立，在1979年写作的《同时代的游戏》中达到了顶点。通过妹妹，我了解到了母亲的看法，母亲认为，祖母和她选择的乡土神话/传说的听讲对象，是一个最坏的人。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感受到了新的危机，因为我在东京以残疾儿为中心的生活和文学，和我从孩提时代起构成自己神话世界原型的四国森林里的地形学结构，以及扎根在那结构中的神话/传说的想像世界，完全分离开来了。

(九)

儿子虽然患有残疾，智力受限，但他能够在那有限的狭窄土地上不断耕作，逐渐成长，他在我和母亲(以及她所代表的森林村落里的神话/传说的想像世界)之间充当了沟通的中介。

如果借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说，我和母亲作为二项对立，在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我这一方面而言，那些变化，都一一收获在小说里；而母亲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在她内心，应该都转换成了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关系中，最后促使我们超越矛盾、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媒介，是我的儿子。特别是他的音乐发挥了切实的作用。在我前面长长引述的《M/T森林中的奇异故事》将要结尾的地方，对此曾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