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忽然正颜厉色地说。“如果说超级大国独占核武器就是现状，那么，弱小国家也有拥有核武器来改变现状的权利呀。并且，既然国家以民众为人质来独占核武器，那么，党派乃至个人研制核武器从反抗的心理来看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具体的说，如果是广岛、长崎的被炸者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改变了挨杀的血缘而造出核武器，在这个现代世界上，谁又会以道德的观点去责备呢？”

“是这样的么？如果反对核发电的各位运动家也有那样的对核的相对的想法的话，刚才我的悲观就是愚蠢了。现在不是已经不处在那个阶段了么？！…可是，实际上是哪些年轻人在于那些事，在某种地下工场里干？！”

“志愿调解人”不做回答，他默默不语。然而，要想透视沉默者的内心，从他的背后来看是很有效的。我感到“志愿调解人”在活动过程之中，不管他希望还是不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通了情报的。但是，他如果对我们公开那个政治党派的内部情报，他也就因此而失去“志愿调解人”的立场了。

“如果要说那些在现实当中正在制造原子弹、或者至少打算造原子弹的孩子们的情况、有一件事你们可以问森的父亲，

‘义士’。因为森的父亲就是那些急于造出原子弹的年轻人的乱闯的牺牲者呀。”

“你说他是牺牲者？”

“说我是牺牲者不过是夸张了一点。…我虽然没盘问他们是什么党派的人。是我从再处理车间运送时，被身穿洋铁皮铠甲的那些人抢走了核物质。仅此而已。”

“在那个事件里，和核小偷一直搏斗到最后，受到核辐射的研究人员就是你呀！当时我在M·I·T，但是波士顿做了报道，我很感到啊。就是那《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那简直是我反对核发电运动的精神支柱啊！那是你干的么！”

“那真是一段佳话啦。”未来电影家冷冷地说道，让我心头火起。

“你胡搅蛮缠么？”

“不是胡搅蛮缠，而是一切现实行动都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啊。”“志愿调解人”为了掩护麻生野插嘴说道。“根据刚才的逻辑，你认为革命党派的年轻人从官方的独占夺回核物质是合法的了？然而，在发动袭击的青年人看来一名未必就是官方的看门犬的研究员、技术员，竟然不怕遭到辐射而奋力保护核物质，这难道不是核电站的最低层的成员也在维护官方独占的核体制么？而且，那位研究员，技术员根本不是核官方的什么代表，所以用不着为了盗窃核物质而杀死他，所以袭击失败了，研究员、技术员也遭到了辐射。那是一场到处碰壁的事件呀，对于革命党派来说…”

“你也是那次盗窃核战斗的参加者么？”我一本正经地问“志愿调解人”

“怎么可能呀？！”“志愿调解人”当场否定了，但是，我保留了怀疑的余地、他那铁青的皮肤不正是受到辐射所致么？他肯定是“洋铁皮人儿”的一员啊。

“在东京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具有丰富的政治想像力、伦理感和对人类的根本的爱的集团。（麻生野开始这样讲述了。这不是一部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虚幻的电影标题么？哈哈。）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宣布已经研制和拥有原子弹了，我们的国家不是就改变了么？至少现在在那里没有死亡的威胁，或在街上漫步、或在餐厅用餐的东京民众就不紧张了。这对于‘义士’来说，不是有助于消除悲观主义的么？”

“不可能啊！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想在评价核弹的作用时找出积极的因素，都只能是失望！”

“这种绝对主义太天真了吧？…我现在要去会见党派的领袖，对他们谈话的基点就是：如果革命党派根据原则、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我没有理由反对。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批评以“大人物A”的资金援助来实现那个拥有核的计划。我希望你们承认这是我的信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