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事应该灵活些啊。”

“我一喝啤酒，就特别爱说话，不过，只说‘我在这儿哪’、‘我在这样想啊’、‘我也能把它说出来呀’，等等，全说的是这一类废话。不行！真的不行。如果回到反对核发电的当地向同事们报告，他们该说我‘又犯了毛病’了！”

“不，互相了解是共同行动的不可缺的条件啊。”“志愿调解人”好像只是为了给麻生野帮腔，说些没味儿的话，可是，她并不理睬他。

实际上，她刚才就一边打不起精神一边还想说明她制订的计划似的，虽然这是市民运动活跃分子的生活原则，但是，你如果和她谈起来，不和你达成某些现实行动（譬如吹一个气泡，哈哈）的协议，谈话就休想结束。麻生野带领“义士”前来，要展示给我和“志愿调解人”的行动计划，不外乎是这样的，她想请求领导部门说明她的集团的上层革命党派接受“大人物A”资金援助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她作为麻生野集团的负责人，有要求说明的权力。事实上她为了此事一直在和领导部门联系，虽然白费气力！

所以，现在她和她的支持者所应采取的行动就是直接去革命党派的总部（当然不是乘装甲小卡车，而是从关怀未来

电影家的朋友那里借来的大众牌小轿车），质问领导部门的成员对于“大人物A”的问题的态度。“义士”作为反对核发电的现场的人，跟着她去。然后我和“志愿调解人”再带两名国家政权的跟踪人前去参加，那也许能够成为加强行动的成分吧。而且，由于跟踪者在监视革命党派的人至此也就不能监禁或者盘问我们了。

虽然她的主意是因为她在路易斯·布尼耶尔身边当过场记才想出来的，是合乎逻辑并且飞跃为超现实主义的，但是，我们只要没从反革命流氓集团那边听到关于“大人物A”的问题的意见，就不能说是正确的呀。执行他们称为人类的系列工程的袭击“大人物A”的伟大事业的人，现在正在“志愿调解人”的康复道场里躲藏着，因此，如果“志愿调解人”和这个袭击执行者的父亲，（虽然他“转换”之后比儿子还年幼，哈哈，）以他俩为中心要求见面，恐怕他们也不能不理吧。而且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然纠缠的话，麻生野便可向跟踪者控告反革命流氓集团非法暴力，以市民的当然的权利请求救助了。即使为了党派的利益也没有理由反对呀。

“为此，我看必须在汽车上挂上表明行动性质的旗帜，或者是横幅了。不过，来不及准备了…”麻生野说到此处时，刚才一直默不做声的“志愿调解人”忽然精神擞起来了。哈哈。

他立刻从向来装着一套剃须刀的挂包里掏出一条白布，放在铺着报纸的桌上，写了“争取和解、消除隔阂大会”几个大字，然后挂在车上。饭店里的那个汉子给著名电视表演家麻生野送来彩色纸，她用“志愿调解人”的万能笔，墨迹淋漓、以即兴体挥毫写了“反对一切核统治，拒绝核电！”哈哈。她的生活不是非常充实的么？而当付帐时，她说“你既然从‘大人物A’那里得到援助，当然就得用那肮脏钱付帐了！”于是把付帐的事推给我了。哈哈。

我不得已付了帐，然后追上已经大步流星地上阵了的麻生野，我用年轻人的口吻揶揄义士道：

“叔叔，吓！叔叔的打扮很漂亮呀，是在青年商场请麻生野挑选的么？”

“我在大阪被聘为MIT①的客座教授时买的，是和伙伴们一同计算导弹弹道时的丢人的证物呀…”——

①即马萨诸塞工业大学。

我果然是没有阅历的十八岁的少年，被这位反对核发电的当地的“义士”的外表给骗惨了。哈哈。

５

从朝鲜饭馆那条胡同走到大马路的角上，那里停着一辆亮晃晃绿色大众。车身上的横幅挂得很巧妙，不论是车还是横幅，都和凶神恶煞似的站在一旁的麻生野十分般配。“志愿调解人”身上斜挂着内容和横幅相同的布带，神气十足，哈哈。那不是他想要坐在开车的麻生野身边的可怜的示威么？他不但侦察似的一直看着我和义士在后座坐好也不肯让出那个座位；而且，车子一开，他就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司机助手啦。

“跟踪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在车上做手脚呢。因为我早就挂上横幅，表明要坐这部车去呀！大概他们早就决心用汽车跟踪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警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