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傻瓜"自愿掏钱来帮助他们盖楼房，建好之后楼归农民，掏钱的人只是住几年，反正那地闲着也是闲着，这样的好事哪里找？由于是农民自己建房，并且是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建，在当时自然是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就是现在也只能是当作"历史遗留问题"来处理，假如当时真遇到了麻烦，也由他们当地人自己搞定，不关杨东升什么事，所以建房速度极快，成本极低。由于正赶上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纷纷来海南办公司，办公司就要注册登记，注册登记就要有具体的办公地点，那时候的海口根本没有高楼大厦，杨东升帮农民建的滨海新村就成了抢手货，往往是房子还没建好，楼已被订租一空。杨东升并没有趁机抬高价格，而是要求租房单位一律预付半年房租，这个看似合理的条件为杨东升带来了滚滚财源，他就用这半年的预付租金滚动开发，使一栋栋四层五层六层的农民楼房变戏法一样拔地而起，6年的房租给了他满满一桶金加上一张大大的网，使他在海南站稳脚跟，找到了起点。

杨东升的成功起了个很好的示杨作用，于是人们一窝蜂地搞起了房地产开发。这时候，杨东升将注意力放到了出租车上。他在全国第一个搞起了"包车制"。司机只要交四万块钱就可以把车开走，自己去经营，另外每个月再交给公司3600元承包费，多余的全归司机自己，三年后车子归司机个人，司机实际上就是个体承包人。这种操作方式能充分调动司机的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司机们自觉地爱车如命，并能显著地改善出租车的服务质量，这种做法后来在全国得到推广。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特别是头10年的实践证明，谁赶上第一批谁发大财，比如第一批买股票的，第一批搞承包的，第一批倒批文的，第一批跑运输的，等等。有人说那10年经济是政策经济，谁赶政策赶得快谁发财，我认为其实是国家政策赶人，总是一部分人先这么做了，国家再去明确表示支持，然后其他人再一哄而上，比如农村的大包干，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已经干了一年多之后才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事实上，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政府任老百姓自己去搞，搞好了，国家下文件公开支持，搞坏了，你自己就会收手不干，搞得出格了，政府下令制止，但一般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比美国还宽松吗？国家当时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允许敢为天下先的人先富起来，杨东升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他当时收司机每个人四万块钱一辆车，而他自己从天津拿的夏利车也是每辆四万块，一进一出他等于没拿钱，每月每辆车的3600元不是白赚了？不仅如此，这三年内所有出租车产权归杨东升的顺达公司，这种产权对司机个人也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对杨东升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别人又一哄而上地跟他学着搞起出租车时，杨东升已经将自己的出租车做成"资产"，这是一笔以千万计算的资产，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按被评估资产总量的百分比收取费用的，所以他们把无形资产也评估进去了，最后，总资产被评估成了三千多万。杨东升就以这"三千多万"的资产为底数，对公司进行所谓的规杨化的股份制改造，或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紧跟形势甚至是超前的改革行为理所当然地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杨东升和他的顺达公司又一次敢为天下先，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时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政策法规并不完善，很多做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只要体改办同意你搞股份制改造了，企业就可以对外公开募股，包括对个人溢价出售一张一张实打实的"股票"。那时候人们称这种股票为"原始股"，公司一旦上市成功，原始股价值就会翻几番，很多人就是在这上面发了财，因此，当时这种股票十分抢手，就是现在，也还是有许多人手里持有这种股票，他们还在耐心地等待政府有朝一日会突然一揽子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基于这个背景，杨东升的顺达股份有限公司还真募集了不少钱，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国营企业的法人股和社会个人认购的"原始股"。当时海口金山大厦门口地摊上顺达公司的股票最高卖到每股十几元。尽管还没有上市，杨东升和他的顺达公司已经是财大气粗了，否则也不会在南洋大厦办公，更不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高级人才，如果那样，我也就不认识杨东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