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好不容易到我，尽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线的焦上。

杨东升是长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好，活舍得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办事比较公，服众才行。

为了掩饰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什么我不知，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公司员工如果知我就会知。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来的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当时我还不备埋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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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就造成了全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长见识。

"我不知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银质奖章授予了温元凯，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我朝这一圈人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顺达公司总在海市滨海大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上的椰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安排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嫉能妒贤。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方励之获金奖温元凯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面试在下午两钟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的光，或者得益于他当过生产队长从而对中国农民骨里的刻了解，使他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大钱。他看准的地方叫盐坝村，也就是现在的滨海新村。与农民谈妥的条件是：杨东升掏钱帮农民建楼，换取楼房的六年使用权。盐坝村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晒盐的地方，到了1988年，盐肯定是晒不成了，而且晒过盐的地方也没法地，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一个叫二河的地方开起了裁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法不一样，她一下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吃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多少，据说这些钱大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店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