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离休老干部，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是国家出的，正像父亲当年说的，党是最大的靠山。现在父母去世了，党仍然是靠山，是樊大章的靠山，将来樊大章要是死了，不用说，丧葬费肯定也不用他儿子掏，肯定还是国家包着，而国家掏就等于是党掏，因为党就是国家，国家也就是党，至少二者是可以相互代表的。要不然，国家的救济款发放到灾民手上的时候，灾民为什么会说“感谢党”？

至于儿子，樊大章就一个儿子，已经去了美国，并且打算在那里定居，之所以准备在那里定居，据说就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比中国好，至少在儿子眼睛里比中国好，既然比中国好，那么在中国的父亲肯定就不必给他寄钱。所以，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樊大章是真的不想捞钱。捞钱没用，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担惊受怕，神经病呀？要说樊大章这一辈子有什么追求，那就是追求进步，政治上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党政职务的升迁。对于眼下来说，就是要当上副市长。

樊大章感到自己这次希望很大，或者说这次是一个机会，一个成功率很大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他仕途上最后的机会。只要上了这个台阶，那么他又属“年轻干部”了，就还有继续上的可能性，而如果上不去，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要“超龄”了。“超龄”是非常可怕的，当领导“超龄”跟当老百姓“超生”一样，相当于政治前途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省级干部五十岁算年轻的，地市级干部四十岁算年轻的，樊大章那一年快五十了，冲着这个“年轻”樊大章也要争取再上一级。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出政绩，也迫切需要王天容这样有分量的部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敲不留痕迹的边鼓。所以，此时此刻樊大章真的有点感激王天容了，并且想，一旦自己当上副市长，马上建议由王天容担任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实在不行就担任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好，”姚秉诚说“有创新好呀。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创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没有现成的规律可遵循，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就要我们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框架之内，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创新。”

“是是是。”樊大章和王天容两人异头同率、异口同声地点头称是。

在得到两级领导的支持和首肯之后，王天容右手拽着临港市委、市政府，左手抓住中国社科院这个关系网，上蹿下跳，与各境外银行广泛接触，终于争取到日本三和银行、富士银行、住友银行，荷兰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等境外银行的贷款共计三千万美元，各种费用算在一起，平均利率不到百分之七，属于能源集团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