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都谦虚地自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暂时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职务是临港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定的还有杨昆仑，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另配有副书记一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所以樊大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觉得就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大章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秉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有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大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大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

这么想着，樊大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大章并没有向姚秉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许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现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对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肯定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