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高兴来对待外交。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损失。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4月4日，转引自4月7日《参考消息》。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作为反对党，民主党一直在批评执政的自民党。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党派之间的攻讦也不总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对小泉的批评却是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小泉所缺乏的“仁爱”是日本从中国学习儒学过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过。哲学史表明，中日儒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仁”之有无。缺少仁爱之心，这可能是日本易走极端的一个原因。其次则是通常所说的岛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国还源于强烈的“弑父情结”日本以弑“父”这一行为，来达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转向，从东方转向西方。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长期的模仿对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打败中国就能了断过去的缘分，转而模仿西方，完成“脱亚入欧”在日本帝国的等级制度中，为中国安排一个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够从过去的模仿者变成领导者，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占领了东亚，西方国家被当作下一个“弑父”的对象。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级。

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面临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不仅日本如此，俄国、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在欧洲，今天也要应对全球化（或美国化）的挑战。但是，只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进地否定传统，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应当超过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时期的俄国。从福泽谕吉到白鸟库吉，日本的一流学者多有提倡“脱亚”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这个激进的向西方学习者，现在保留了更多的东方传统。而中国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体用”之争，屡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毁灭殆尽。似乎中国更擅长以渐进的手段，完成激进的目的。东亚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复活，东亚的古老文明将难以为继。

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徘徊，似乎成了弃儿。当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立国之本。这说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尝试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成年，没有找到归宿。日本能否成功地“脱欧返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之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区领导权。现在，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它无法接受跟随中国。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和日本同样的成就，日本就别无选择。它无力摆脱地理和传统的制约。

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日本都是中国目前最发达、最强大的邻国，实力在中国之上。中国人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国家，不可意气用事。如果有可能，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维持双边友好关系。但是，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军队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军事基地。此举必将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将受到更大牵制。布热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在2007年说：

几乎可以断定，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将放弃和平主义立场…如此，则日本必然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强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著于2007年首版。

日本在军事上是美国的跟班，它或者继续作为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渐获得独立。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两种前景都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他提议，应该让日本在扩大了的北约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内。同时，他要求美国促进中日妥协，以减少中日对抗的风险。布热津斯基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日妥协将导致日本被一个由中国实际主导该大陆、美国逐渐被排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所吸引。”《第二次机遇》，169页。不过，2007年春，历史学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日本的未来就在中国主导的东亚。所以，日本未来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潜伏着危险。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义占上风的日本将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对于这一点，东亚人比西方人少了许多美好幻想。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上任后第一次访美，先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得到约翰逊的承诺。次日，1月13日，佐藤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美国应该从海上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从海上的话或许可以立刻使用”佐藤在1964-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长为日本罕见，可见其政治地位之巩固。他于1968年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领土）成为日本核政策的指导原则。但美国可以将载核舰只停靠在日本港口。佐藤认为，如果美国从海上（日本领海）对中国发起核攻击，就会不违反三原则。以上内容出自日本外务省的常规解密文件。美联社2008年12月21日电，共同社12月2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佐藤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强烈的反核者。在他任内，日本于1971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本人在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反核者、和平爱好者佐藤荣作，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核战争贩子。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价值选择在言行之间有如此极端的反差，极其罕见，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访美之前不到3个月，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加深了佐藤对中国的担忧和不信任。但是，佐藤要求美国对中国的常规武器进攻也要尽早报复以核打击。那时的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日本发起核攻击，更没有力量发动跨海的常规进攻。在21世纪，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动美国对朝鲜实施核打击，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否认日本对朝鲜、中国、美国的战争是侵略。他因此被解职。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县的演讲中，田母神声称，自卫队99%的军官都会支持他的观点，并提出要“与美国商谈给予日本核弹发射权事宜”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表面上最反对核武器的国家。其实“热爱和平”、“反对核武”是它的趋同文化、掩饰文化要求国民在战败后必须这样做。“爱好”、“反对”不是出自独立人格和良心呼唤，因此根基很浅，如同时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风飘云散。从日本大众对待侵略和大屠杀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痛彻入骨的反省，没有排斥暴行。一旦局势有变，日本政坛出现一位强势人物或一位煽动家，大概不难一呼百应，改变日本国民目前对和平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