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是一支多国部队，不仅有大量的朝鲜士兵，还有来自暹罗和琉球的军人。盟军的人数（7？5万）大约只有日军的一半。他们阻挡了日军向中国方向的推进。中国正统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两战皆输。黄仁宇认为两场战争（1592-1593，1597-1598）实为一场，中间隔了一个奇特的议和期。那时，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败，无力获胜，当它再次准备议和时，丰臣秀吉病死，战争不了了之。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龙庆和万历时期”614-621页。

丰臣秀吉被认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鼻祖。他明确提出先占领朝鲜半岛，进而侵占中国的战略。他的想法成为日本的战略文化遗产。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试图完成这个古老的方案。在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通过“封锁”政策，压迫岛国英国屈服，但都没有成功。在日本，丰臣秀吉的政策路径截然相反，从岛国向大陆进攻。在二战期间，日本形成了一个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的封锁线，来封锁中国。岛国长期占领大陆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当时的中国贫穷和腐败，但日本仍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个任务。

19世纪末是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最后时代。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初就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1876年，占领位于日本东南1300多公里处的小笠原群岛。然后，日本在19世纪末提出“大陆政策”把炮口转向亚洲大陆。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战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此后备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为大多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国人所熟知，不必细说。所以，第三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久，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场战争，前后跨度1300多年。这三场战争有几个共同特点：（1）日本都想以朝鲜半岛为登陆跳板，进而攻击中国；（2）日本都利用了半岛上的内乱作为出兵的理由，中国都是被动应战；（3）双方同时展开海战和陆战，这种作战方式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又，日本发动三场战争的时机都很类似：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日本开始走向强大。第一场战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学习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国势初盛。第二场战争是在日本首次统一之后，实施自由贸易，崇尚武士文化，国势再盛。第三场战争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建立了现代工业和军队，国势三盛。可以说，日本强大后必定会向大陆扩张。只有第三次大陆没有力量反击日本，遂酿成大患。

三场战争的结果不同。第一场以中国的绝对优势获胜，此后是长期和平。第二场是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不了了之。第三场以日本的绝对优势获胜，中国本土岌岌可危。三场战争反应了两国力量的消长。有这三场战争为先例，中国必然会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鲜半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对抗。那时，中国刚刚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和抗战，民不聊生，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仗，但中国仍毅然派兵跨过了鸭绿江。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对敌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今天有很多争论。但仅仅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无法回避这场战争，即使是在国家极其贫穷的时候。其实，国家越是贫穷，就越不能回避。一个强大的国家选择余地更大，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击，或者是否反击。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在最初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否则一切就会太晚了。

易走极端的国家

因为缺乏战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中国相反。中国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强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性，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日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清朝却陷入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侵略。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性”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日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残忍，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美国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日本仍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进与不服从因素。日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日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枪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犬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犬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犬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乱。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乱，然后切腹自杀。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以后，日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日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乱作用。当日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