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曾带了一套晚礼服去“古典大师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个冷颤。可是我当时确实是带了，而且在我给艾尔玛修女写完信后，我还换上了这套晚札服。这整个事情仿佛就是为了诱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为我生平直到此时为止还未喝醉过(我怕喝多了会使我那只画出过三次一等奖以及别的作品的手颤抖)，我才觉得为这悲惨的时刻我必须穿得正规一些。

尤索托夫妇还在厨房时，我悄悄溜下楼打了个电话给温莎大饭店——那是我离开纽约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荐的。我向饭店订了一个单人席位，时间定在八点钟。

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齐，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头从门边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妇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赶紧下楼并开始找出租车。那封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内兜里。我打算在吃晚餐时再从头读一遍，最好是在烛光下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却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都没见到，更不用说是空车了，这么止着真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儿尔登区并不是讲究衣着的地段，我敢肯定每个过路行人看到我都会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最后.在来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过“康尼岛红肠热狗”的便餐酒吧门前时，我决定把在温莎大饭店订餐桌的事扔到一边。我走进便餐酒吧，在尽里面的一个火车座坐下.要了汤、小面包和黑咖啡，订菜时用左手挡住我的黑领结。我希望别的客人会以为我是个止准备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时，我取出那封还未寄出的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重新读。我觉得信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些，便决定赶回“大师之友”再加加工。我还考虑了去探望艾尔玛修女的计划，我想当晚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__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le摸ndeesl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