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走来打碎了我的梦。我看见他以一种没有欺骗我，也没有欺骗窈窕淑女们的神态在同吉斯凯小姐谈话。我驱散眼前的云雾，关上窗子，没有让厄运中的风把我的胡须催白。

①塞万提斯(Cervantes一五四七—一六一六)，西班牙作家，他的一生充满磨难，坐过五年牢。主要作品有《唐·吉诃德》。

半个月之后，六月三十日，一道不予起诉的命令让我获得了自由。夏多布里昂夫人高兴无比，如果对我的监禁延长下去，她会死去的，我想。她坐着马车来找我，我很快把行李收拾好放上了马车，就像从前我从部里回来那样敏捷。我回到地狱街，不知道用什么去消除不幸带来的痛苦①。

①博舒哀的回忆里是这么说的。

如果吉斯凯先生的名字能在未来的历史上写上一笔的话，也许他名声会很糟糕；我希望刚才我写的关于他的东西能冲淡对他的敌对的描述。我只能赞扬他的关心和乐于助人；如果我被判刑，也许他也不会让我逃出来，但总归，他和他的家人对我是很有礼节的，对我很体贴，他们能设身处地地为我当时以及以前的处境着想。历来的文官政府和法学家对待弱者要多粗鲁有多粗鲁，而且从不后悔。

四十年来，在法国登台的各类政府中，菲力普政府是唯一把我划进土匪的圈子里去的政府。它把手打到了我的头上，打到了我这个受人尊敬的人、甚至是发怒的征服者的头上；拿破仑曾经举起了手，但他没有打下来。他们为什么恼羞成怒？让我来跟您说说吧：我敢于为权利而不是为一时一事提出异议；在一个国家里，在拿破仑统治下我要求自由，在复辟时期我要求荣誉；在一个国家里，寂寞时，我依靠的不是兄弟、姐妹、孩子、快乐和高兴，而是坟墓。最近政治上的变化使我剩下的朋友与我分道扬镳了：他们是那些不愿守着我的贫穷而去碰运气、用不正当手段去发财的人，是那些抛弃了处在受辱中的家园的人。几代本来是如此钟爱独立的人们却出卖了自己：他们的行为里暴露出粗俗，傲气中显出固执，文字中表现出中庸或疯狂。我从这些人身上等待的只有蔑视，礼尚往来，我要把蔑视还给他们。他们对我什么也不了解，他们无视自己曾经发过誓的东西，他们忘记了人家对他们的谆谆教导，忘记了尊重自己的意见，忘记了对成绩和金钱的淡然相待，忘记了对牺牲的珍视、对弱者和不幸者的爱护。

一八三二年七月底于巴黎地狱街

给司法大臣的信及回信

在不予起诉的命令下达之后，我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我被控告犯的轻罪与在南特被羁押的佩里耶先生的案件有关。我没能同预审法官解释清楚，因为我不承认法院的权力。为了修复因我的沉默而可能给佩里耶先生造成的不幸，我给司法大臣写了下面这封大家将要看到的信，而且我将在报纸上公布于众：

司法大臣先生：

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一个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男子完成一项良心上的也是很荣誉的任务。

上个月十八日，当南特的预审法官审讯小佩里耶先生时，他回答说道：他曾经见到过贝里公爵夫人，因为崇敬她的身份、勇气和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便接受了她个人的以及她的一些可敬的朋友的关于法国当前的形势和关于王子殿下出现在西方产生的后果的意见。

佩里耶先生以他惯有的天才扩大了这个广泛的主题，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一场国外的或国内的战争，即使摘取了胜利的桂冠，既不能压制也不能统一公众的舆论。

当问到他刚才谈到的那些可敬的朋友时，佩里耶先生庄重地说道：那是一些严肃的人，他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与他的一致。他原以为他必须使他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相一致的，不过他们不同意的话，他是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的。

司法大臣先生，我是佩里耶先生咨询过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不仅支持过他的意见，我甚至按这种意见的意思还草拟过一份文件。在这位王妃真正到了法国领土上的情况下，这份文件应送到贝里公爵夫人的手里；可我不相信她来过。这第一份文件还没有签字，我又写了第二份，并签上我的名字，我更加强烈地恳求亨利四世孙子的勇敢的母亲在纠纷四起时离开祖国。这就是我应该对佩里耶先生说的。真正的罪犯，如果有罪犯的话，那就是我。我希望这些话能让南特这名囚犯尽快获释。这些话只会留在我的脑海中去对一件事的指控的思索，这无疑是非常无辜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宁愿承担一切后果。

顺致敬意。

夏多布里昂一八三二年六月三日

于巴黎

又及：

就一件与佩里耶先生有关的事，我曾于上个月九日给德·蒙塔利韦伯爵先生写过封信，这位内务大臣甚至认为不必让我知道他已收到了我的信：由于知道我今天有幸给司法大臣写的这封信的结果如何对我至关重要，我万不得已才请他吩咐他的办公室人员通知我他已收到了我的信。

夏多布里昂

没过多久，司法大臣便回了信，全文如下：

子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