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腾”的一下，镢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们从家里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哭泣喊叫、掉落的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接着“千斤粮，万斤”的号又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被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连土底下的树都挖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不留，寸草不生，滴不。

块还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窖窖”的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财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1958年，大跃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而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搜刮粮，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公社的带人叮咛农民粮时要“留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投其所好以示“跟”的人便因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燕乡”了。）

曾经，这里是“风草低见羊”的风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坡和滩地中，土厚也不过一铧，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上淌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漫石门村，但那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漫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从峡山上瀑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山石雷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不沾草”的不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目惊心。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