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金童玉女。这里要解释一句：金童玉女是旧社会出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谁一听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天这一出戏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有点吃惊，但又不太吃惊—惯了。只听我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气冲冲地控拆起来，表情严肃，声调激昂，诉说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时，简直是声泪俱下。他用手指着桌子上陈列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于是怒从心上起，顺手拿起了桌子上摆的那一摞讲义—原来是梵文讲义—，三下五除二，用两手撕了个粉碎，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我心里想：下一个被撕的应该轮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裤或者收音机了！想时迟，那时快，他竟戛然而止，没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装裤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依旧闪出了美丽的光彩。我吃了一惊，恐怕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撕东西的行动，应该是今天大会的高xdx潮，应该得到满屋的掌声。然而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体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场是一片惊愕的寂静。

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

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露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裤子，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态性的大标语上，按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干的，恰恰都出在东语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这一个惊人的举动，在北大一时传为“美”谈或者笑谈。在我第一次混迹“革命群众”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我说，他既不像一个烈属，也不像一个贫农。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因为与我基本无关，我没有去注意，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

我的恢复组织生活

时序推移，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写一个榜的话，我不是孙山，就是还在孙山之下，俗话说“名落孙山”了。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我知道，这一下轮到我了。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给。我当然非常感动。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总支。这位同志告诉我，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否开过支部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突然有一天，系里军宣队的头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总支书记问我：“你考虑过没有，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对。要说思想问题，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说政治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我只能说没有。但是，我一时很窘，半天没有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干部来找我，告诉我，支部决议：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我勃然大怒。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脸上一下子也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